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０日电（记者 崔文毅、侯丽军）中国国家主席席大大将出席上合正规的电竞竞猜软件网站下载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访问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专家认为，此访将推动上合组织健康发展，全面深化中国同相关国家关系，搭建中国同南亚未来合作总体框架。 席大大主席将于１１日至１２日在杜尚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介绍，本次峰会肩负着明确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如何应对威胁挑战的重要任务，将提出进一步深化安全和务实合作的具体举措。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陈玉荣表示，深化安全合作是历次上合峰会的第一主题，面对当前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上合组织成员普遍关注安全对话与合作。 刚刚结束的“和平使命－２０１４”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演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上合组织多边联演，国防部外办副主任慈国巍表示，这次联演是各成员国武装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各国元首共识和战略意图的有力举措，是各成员国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行动。 据程国平介绍，本次峰会将签署并发表《杜尚别宣言》，以通过决议方式批准包括扩员法律文件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随着上合组织的不断发展，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有些观察员国非常希望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陈玉荣说，上合组织要首先完善相关规则制度，以推动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此次峰会对上合组织机制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 席大大主席将对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年面向周边的又一重大外交行动。 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席大大主席此访是在中塔关系进入全方位互利合作新时期的一次重要访问。两国元首将共同见证双边大型合作项目的启动，规划两国未来五年的合作。 “随着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塔吉克斯坦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友情也在不断加深，对加强两国合作的愿望也更加强烈。”陈玉荣说。 席大大主席访问南亚三国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南亚地区进行集中访问，这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完善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的深远考量。 席大大主席此次访问马尔代夫，是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马，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专家指出，中国已连续４年成为马尔代夫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两国在经贸、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 目前，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斯自贸区谈判正在进行。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叶海林表示，近３０年的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需要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中斯自贸区的建成对斯里兰卡提振本国经济有很大帮助，对中国企业进入斯里兰卡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近日，印度总理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专程来华为席大大主席访印做政治准备和战略沟通，这传递了印度政府高度重视习主席此访和发展中印关系的明确信号。 “这是席大大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印度，通过高层互访及其他各层次的会晤交流机制，两国的互信在增加。”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士海说。 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孙士海认为，双方应进一步拓宽经贸合作领域，挖掘服务贸易潜力。此外，中印都非常重视社会文化交往，这对于增进两国政治互信、促进两国人民沟通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专家表示，席大大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为沿途各国特别是中国周边各国注入发展繁荣的新活力。 杜尚别峰会期间有望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对此，陈玉荣认为，如何推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务实合作也是成员国普遍关心的问题，此次峰会还将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契合点。 席大大主席即将访问的四国，都将在“一路一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访问期间，中方将同有关国家签署一系列涉及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印两国应继续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这将对中国和南亚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孙士海说。 叶海林表示，南亚地区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该地区的十几亿人口将会形成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国和南亚国家需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迎接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志愿者从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成员国的旗杆前走过。记者 王海林 摄 “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人民币能否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何时进行”……10月9日至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中国话题备受关注。会场内外，时时都能感到无处不在的中国热度。 “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入篮”能够更好地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人民币入篮”有助于增加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稳定性，是大势所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对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是否应该将人民币纳入其中的技术评估已基本结束，正在敲定最后的评估建议。根据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2015年底之前向执行董事会提交这一技术评估报告。 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地位以及人民币的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们每5年都会进行审视，近5年没有考虑别的货币，只考虑人民币，这本身也是对人民币的巨大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如是说。 朱民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币地位也需要提高。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贸易比重非常大，中国的货币能不能走出去，作为交易货币、清算货币，这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发展非常重要。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高级副总裁考什克·巴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会的不少专家和官员都意识到人民币的国际意义，目前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增加很快，人民币在外汇市场的交易也非常活跃。他认为如果“人民币入篮”，将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首次作为储备货币被使用，具有历史意义，也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契合。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数据，按照使用量计算，人民币已经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今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支付总量中占2.79%。分析人士称，“人民币入篮”将打开其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也是与会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与会专家及官员普遍认为，中国本应从2010年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美国国会一直未批准改革方案，导致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迟迟未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随后发布的公报中指出，“我们对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再延迟深感失望”，并继续敦促美国尽快批准2010年改革方案。 罗德劳尔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是对中国、巴西等上升中经济体表决权的重新安排，这些国家理应根据其经济实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多话语权。美国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做法一直受到各方诟病。 世界银行也在其发布的公报中强调，将进一步改善成员国在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性，并在第九十二届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世界银行2015年投票权审议和增资的路线图。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世界银行在投票权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为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做出了表率，希望能够保持这种良好势头，每5年动态审议。他认为投票权公式要如实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世行能够于2017年考虑普遍增资和特别增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前发布的公报中指出：“中国目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这是可喜的。”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体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仍保持在6.8%。 对此，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不变，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稳健调整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推动经济增长。 与会者也纷纷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表示赞赏。巴苏指出，尽管目前新兴市场面临一定的危机，但中国正在力推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增速暂时放缓是新兴市场的必然调整过程。他相信经过调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逐渐恢复强劲增长势头。 拉加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增速放缓是可预期的。中国经济正在从目前的投资和出口主导型转向服务业和内需主导型，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李昌镛撰文称，虽然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增加，但中国有能力实现经济转型。他认为，尽管中国制造业和建筑行业活动放缓，但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服务业依然保持稳步增长势头，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记者 王海林）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要形成良好的增长前景，关键在于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走出一条以转型改革推动现代服务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从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发展中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期间，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首先，从生产型制造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为主转变的大趋势，要求我们主动加快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制造在“互联网+”下，由生产型制造开始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发展服务型制造的突出问题是以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营销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相比之下，作为先进制造业强国的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我国要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工业3.0”的升级，并奠定“工业4.0”的重要基础，就需要在“十三五”期间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 其次，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城镇化红利”仍是“十三五”期间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实现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加快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我国人口城镇化年均有望保持2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到2020年达到50%左右。这意味着将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这将为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会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最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将形成经济服务化的内在动力。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提高到50%左右，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达到60%左右。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初步估算，我国的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万亿～50万亿元。保守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经济转型的目标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是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当前，国内居民大量服务型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较低。据统计，我国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属于行政垄断部门，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越来越难以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比较低。例如，我国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即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的122项中，就有83项是针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三是服务型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我国房地产规模已到了相对饱和的状态，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的转型。未来几年，如果房地产能够以健康服务为重点，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就会明显提高房地产使用价值。四是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我国宽带的正规的电竞竞猜软件网站下载上网速度仅为3.8兆，全球排名第75位，而平均1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再例如，近年来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就与国内服务价格过高、服务质量不高相关。 基于上述原因，“十三五”期间，需要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一是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建议尽快出台垄断行业改革的总体方案，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二是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尽快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实现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对社会资本的全面开放，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促进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三是逐步放开服务业市场的价格。除政府必须确保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之外，“十三五”时期应争取在绝大多数服务业领域放开价格管制，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仍保留定价权，以保障公益性；对非基本的公共服务全面放开价格管制。四是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推动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4年的11.4%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从2014年的11.2%提高到30%左右。 开放服务业市场，政府需要有所作为，并对一些改革难点达成共识。首先，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全面开放，不仅要对外资开放，更要对国内社会资本开放；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还包括生活性服务业的开放。其次，服务业市场开放比工业领域市场开放更为复杂，既需要形成相关标准，又需要加强监管；既需要相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改变体制，又需要形成大量与国际管理接轨的相关规则。最后，建议尽快形成“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顶层设计。 近年来，我国已提出社会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未禁止的领域，但现实情况是，2015年前三季度，尽管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到56.1%，但如果扣除房地产投资，其他服务业投资占比仅为24.2%，尤其是与老百姓服务型消费需求释放相关的服务业投资比例严重偏低。例如，教育投资占比仅为2.46%，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为1.6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占比为2.17%，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占比为2.34%。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矛盾未根本解决。从实践看，现行的某些政策体制带有鼓励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例如税收，营改增尚未全面完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尚未推出，这些都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不相适应。 第一，破题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互动和融合。当前，服务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投资消费失衡，适应于服务型消费的投资比例严重偏低。在政策导向上，需要更加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例。 第二，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改为地方为主的直接税，由此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在全面普及营改增改革的同时，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 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着眼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 第四，调整教育结构，尽快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趋势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以发展职业教育为重点推进教育第二次改革，实现教育模式由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向实用型、开放性、专业化的转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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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建国1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佐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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